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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炎黄时期，夏朝继承。商朝发展，西周趋于完善，后世遵从之。炎帝都陈，而别营曲阜。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别置逐鹿，来往无恒，夏朝大禹都阳城，而别都安邑，启居阳翟，亦重视安邑，商朝前期有三亳（北亳、南亳、西亳），后期的殷和成汤之故都（《史记-殷本纪》）。“至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至邯郸，沙丘，皆为离宫别院”，西周初年设立雒邑。当时周公旦将东方的雒邑建为新都成周，用来集中监视叛心不定的前商朝贵族。成周洛邑和宗周丰镐两都并重，此后。这一习惯被不少朝代沿用。东周敬王时成周和王城分庭抗礼，有东西都或者上下都之称。
战国时期。燕国在武阳设下都，赵国在易阳设立信都，魏国以邺为陪都，齐国有五都。秦和西汉京师在长安，在洛阳设置南北宫，新莽以长安为新室西都，洛阳为新室东都。东汉首都在洛阳，称东京或京师，另将西汉故都长安设为西京，在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南阳设立南都。三国中的曹魏有五都，分别是首都洛阳，以及谯、长安、邺城、许昌四个陪都，洛阳为中都，其他以方位定京号。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以洛阳为南都，后再设长安为西京，胡夏以统万城为北京，长安为南台（都），代国以盛乐为北都、平城为南都，东魏北齐时期，高欢自洛阳迁都于邺，称上都，又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下都、别都。北周平齐之后，升洛阳为东京，设置六府官，号东京六府。
隋初定都大兴城，，隋炀帝营建洛阳，称洛阳为东京，后改为东都。唐朝定都长安，但仍重视洛阳。唐高宗显庆六年定洛阳为东都，武后光宅元年改东都为神都，后定太原（古称晋阳）为北都，唐中宗神龙元年，改神都为东都，罢北都，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太原为北京，改东都为东京，京师为西京，并短暂定河中府为中都。安史之乱后，蜀郡和凤翔又封为南京和西京。上元元年，又以江陵为南都，罢南京成都府，宝应元年后罢西京、南都京号，只保留上都京兆府，东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以开封为首都，称东都开封府，以洛阳为西都河南府。后唐定都洛阳，称洛京，旋改东都，后晋、后汉、后周定都开封，称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其后的五代朝代中不少都沿袭如此。在这期间，魏州、真定、太原、西安等也曾当过陪都。十国中的南唐定都江宁府，号西都，以江都府为东都，吴越以西府杭州为首都，又以东府越州为陪都。北宋以开封为首都，称为东京，立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应天府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大名府为北京。南宋时期，临安称行在，建康则为陪都。
西夏以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为首都，称为东京兴庆府，立灵武为西京西平府。辽朝以上京临潢为首都，又以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为析津府；以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以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统和廿五年又建中京大定府为首都。金朝最初以会宁府为首都，称上京；临潢府为北京；辽阳府为南京；大定府为中京；大同府为西京。贞元元年迁都燕京，即今北京市，称中都大兴府。并改原南京为东京。废去临潢府北京名号，改原中京大定府为北京，立开封为南京。金朝末年。金宣宗迁都南京开封府，又立洛阳为中京金昌府。
元朝定都北京，称大都，以旧都上都开平府为陪都，并称两都，一三零七年元武宗于旺兀察都之地建中都。明朝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南京）。洪武元年曾设开封府为陪都，洪武十一年罢。洪武二年。设凤阳府为陪都，称中都。明成祖将首都迁往北京。应天府南京则作为陪都，嘉靖年间又定安陆为兴都承天府。清太宗天聪八年(一六三四)，尊赫图阿拉为兴京，沈阳为盛京。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又以旧都盛京（今沈阳）为陪都。一九三四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以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二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将中央机关迁往重庆，也称陪都。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北平和重庆为陪都。“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失利，搬迁到台湾后，位于台北、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将首都标注为位处大陆的南京市，某程度上台北市仅属临时首都。
（2）近代时期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一九四零年九月六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作战期间，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大使馆，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外事机构，并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二百四十五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使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息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一九四零年九月六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3）留都
迁都以后，旧都仍置官留守，故称留都。如明太祖建都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为留都；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
清.侯方域《壮悔堂文集》：金陵为明之留都。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留都论诗。
明张居正《答应天抚院》：“府官始则措置乖方，致人怨忿，终则擅离职守，逃往留都。”
明.张居正《张文忠集.书牍》四《答奉常周孝泉》：“今同乡诸贤皆聚于留都冗散，虽仆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诸公之处心无竞，自甘沉寂，其贤甚矣。”
清.侯方域《马伶传》：“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
林纾《程太宜人六十寿言》：“黄太冲先生构祸于留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