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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贫寒而有才能的学生比较公平。”
章程侃侃而谈，语调平淡、一副实话实说的模样。
他显然没有吃午饭，走到楼梯时竟然从助理手上接过一个极其简单的三明治，两片黑面包，一片熏肉，几片生菜，吃得津津有味。穿着也很朴素，里面一件简单的夹克，外面一件黑色的风衣。
亨克不禁笑问道：“章先生，据我所知，您把所有个人资产全部捐赠给了‘nb科学与教育基金会’，这会影响您的生活吗，比如钱够不够花？”
章程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应该够了，我在实验室有薪水，在基金会有慈善年金，作为客座教授，洪堡大学每月还会给我3600马克。而我每天在实验室或大学工作十几个小时，到哪里去花钱？”
替他和阿绍姆教授合影之后，亨克又提出要与他合一个影，章程稍稍犹豫一下便同意了。
这让亨克很意外，因为他清楚地明白，对身边这位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年轻人而言，他其实是个来路不明、素不相识的人。完全可以拒绝却没有拒绝，大概是不愿意扫他的兴。于是决定在报道里加上一句，他不但是一个很本分、很本色的人，也是一个很有风度、很善解人意的人。
打发走难缠的记者，钻进轿车。章程便回头笑问道：“约瑟夫。鲜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在后备箱。”
“客人呢？”
“也到了，弗朗索瓦总裁正陪他在教堂等您。”
与此同时，上午十点才赶到柏林的东门子总裁冯必伦和高级主管艾伯特，正乘一辆黑色奔驰往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赶。
会面地点太诡异了，据冯必伦所知，那里就是一片墓地。
看着车窗外越来越冷清的街道，他微皱起眉头问道：“艾伯特，怎么选那个地方。难道他要参加什么人葬礼？”
两大公司真正的掌门人非正式会面，无论把会面地点定在nb电气欧洲公司总部，还是定在东门子柏林分公司都不合适。
考虑到章程身份特殊，冯必伦得到安格拉部长的回复后，立即请东门子教育集团的东门子柏林科技学院向章程发出邀请。然而章程竟然婉拒了这一邀请，而是提出在威廉纪念教堂见面。
艾伯特轻叹了一口气，倍感无奈地苦笑道：“总裁先生，我向墓地管理处咨询过，今天没有葬礼。可能是他的确很忙，只能利用去祭奠朋友的机会跟您见面。”
真是莫名其妙。要不是有求于人，冯必伦才不会去那个鬼地方。
赶到纪念教堂已是下午一点。只见nb电气欧洲公司总裁正陪着那个神奇的东方人和一个白人站在一块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墓碑前。
墓碑前放在两束鲜花，那个白人显得有些激动，扶着墓碑不知道在跟他说什么，而他则听得聚精会神，时不时的还点点头。
“扬-约瑟夫，章先生的助理，二位请随我来。”
“谢谢，”艾伯特放缓脚步，刻意让老板走在前面，便低声问道：“约瑟夫先生，章先生祭奠的是谁？”
直到昨天下午，扬-约瑟夫才知道这里葬着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低声介绍道：“约翰-拉贝，1931至1938年曾担任贵公司驻中国nj的代表，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由于种种原因，拉贝先生的事迹不仅绝大数中国人不知道，连绝大数德国人都一无所知。冯必伦同样如此，历史上那么多雇员，谁知道拉贝是谁？
更何况对东门子公司而言，那是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
不仅曾秘密资助过纳粹党，希特勒上台后，特别是战争期间，东门子的规模甚至迅速扩大，兴建起更多工厂，并参与了德国经济的“纳粹化”。
从1938年起，东门子就在公司内部实施种族政策，将犹太工人同德国工人隔离开来。之后，由于战争爆发，劳动力匮乏使东门子领导层颇为头疼，于是竟把目光投向了集中营。
到20世纪40年代，东门子逐渐在一些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及周边地区建造工厂。不少集中营工人上午为东门子生产电气设备，下午就在公司建造的毒气室里被毒死。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东门子的20多万雇员中，超过15万是集中营在押犯人。
而高级管理层则在多种场合称赞纳粹主义，董事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卢尚更是铁杆纳粹分子，1945年希特勒自杀后，也跟着自杀了。
终于见到了总把“投资中国有风险，不投资中国风险更大”挂在嘴边的人，章程主动伸出右手，没有进行自我介绍，而是凝重地说道：“墓碑下的约翰-拉贝先生，在1937年日军nj大屠杀期间，与十多位外国友人一起，在中国nj建立了bj战时安全区，保护了约25万中国平民。
1938年返德后，拉贝先生在柏林多次揭露日军在nj的暴行，还写信给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向日本施压，为此他一度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二战结束后，拉贝先生又因他的纳粹党员身份遭到不公正待遇。”
总裁先生，他是贵公司的雇员，作为东门子总裁，我想您一定会为他的人道主义善举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这……这……这太突然了，我……我……我对此……”
“是的，很像您一样的德国人对约翰-拉贝先生并不熟悉，但中国人没有忘记他，昨天nb电气高级副总裁丹尼尔先生刚与中国江南省政府就此事沟通过，江南省和nj市政府官员相继表示要来柏林缅怀拉贝先生，要修缮拉贝先生在nj的故居，并修建约翰-拉贝纪念馆。”
章程松开他的手，侧身介绍道：“这位是约翰-拉贝先生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教授，我们前段时间刚与教授取得联系，他也是今天上午刚从海德堡大学赶来的。”
一天之内，见到两位平时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大人物。
更重要的是，在沉浸了几十年后，中国人还记得祖父，记得他为中国人做过的事，托马斯-拉贝激动不已，紧握着冯必伦总裁的手道：“我祖父经常说，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他的儿孙辈很多都在中国出生。基于这种情感，他应该对那些在中国与他打了多年交道，并成为朋友的人负责。
他还说，在中国的日子里，包括在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对他一直都很好。也许就是这么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别人负责的态度，促成了他的举动。不过，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17位其他外籍友好人士和他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还回国后中国人民一直没忘记他，尤其战争结束后那段困难的日子，他得到了nj市民的捐助及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金钱和粮食的接济。直到1950年，因中风不幸去世。”
冯必伦岂能不知道这是章程表达善意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送给他的一份厚礼。因为约翰-拉贝的事迹一旦广为人知，不仅能够让东门子的那段黑色历史多那么一丝光彩，而且可以借此获得中国人对东门子的好感，对东门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大有帮助。
“教授，真……真……真抱歉，我竟然连鲜花都没准备。”
“不不不，您能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托马斯-拉贝打开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从包里取出一本日记，凝重地说道：“在nj大屠杀期间，我祖父经常奔走各地，试图阻止日军施暴。他每天将日军暴行写成详细报告，以此向日本大使馆交涉并提出抗议。
这是他当时写的日记，详尽记录了日军攻陷nj后对手无寸铁的中**民犯下的暴行。章先生和我都认为这本日记将成为日军罪行的有力的、不容辩驳的证据。”
看来是假不了，冯必伦重重点了下，欲言又止地问：“教授，那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总裁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只是想向您证明那段历史。至于我祖父的事，我会写一本书。”
章程回头看了一眼墓碑，一脸诚恳真挚地说：“教授，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成为第一个读者。此外，我还想由我的基金会投资拍一部电影，让更多人知道约翰-拉贝先生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