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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违背军令，须以服从为天职的道理，把这道理重新烙进自己的脑子里。
大周的武人团体，其力量强盛异常。但郭宁从不刻意打压，甚至一直默许纵容武人们采取点无伤大雅的小办法，为自家团体赢得些利益。
这和南朝宋国对武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宋国以文人掌握军权，以层层森严法度钳制武人，乃至在军事布置上，也竭力形成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使，又有安抚使，人人事权俱重，体统彼此牵制的关系。
这是为了使处在中下层的武人将领们彼此缺乏关联和互动，以防止武人们串联，形成覆盖大片防区的大型军镇，联手对抗文官甚至谋反。
大周朝自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郭宁自己就是最有威望的军队统帅，也是军队里最大派系的天然首领。他所要求的，就是军队上下一心，捏合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对军队里有人蠢蠢欲动想要打仗，郭宁并不害怕，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草原上最凶猛，最可靠的猎犬，也难免有向着主人呲牙的时候。作为主人，只需要它们在关键时刻听从指令，并不必太过苛求。
唯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必须忠诚，必须牢牢地站定在整个钢铁般的集体里，秉承着唯一的意志行事。
所以，意图纠合人手，在淮南淮北主动发起战争挑衅宋国的那几位，在军校里一定会吃到前所未有的苦头，或许有人会因此退伍，有人会死……就像在天津府闹出人命的那几位一样。郭宁厚待将士，却绝不会宽弛自家立下的法度。
这种统帅对军队的约束力，源自于军人彼此托付性命的信任，源自于军人对强者的服膺，源于各地军校不间断地培养出合乎要求的武人，还不断回炉教诫，更源自于郭宁对军队本身的深刻了解。
这种了解的程度，肯定达不到未雨绸缪，提前解决一切问题的程度，但也足以在问题暴露以后及时应对了。
如果地方将帅如骆和尚这样，有能力有手段，将帅自家就会按照郭宁的事前授意去解决问题；如果地方将帅的资历和名望略显不足，比如南京留守郭仲元这般，郭宁也有足够的工具和人手，使自己的意图随时贯彻下去。
所以大周的军队，并不会像南朝宋人所想的那样，变成五代时彼此争衡厮杀的军阀。
这其中还有许多缘故，是南朝宋人想不到的。
比如，周军调度军官隶属和服役地点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军队中很难形成根深蒂固的山头。寻常将校也很难组织起可信的一伙人，去做违背军令的事。就连尹昌这样的老资格，最终也只能把力气用在军队以外。
又比如，大周是凭借武力击溃无数敌人，才崛起的王朝，周军将士们就算心里的想法多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叛乱的程度。宋人以为，用肥肉供养起骄横的武人，能使武人逐渐开始内讧。可在大周无人的眼里，南朝宋国才是最肥的肥肉，反倒是郭宁始终牵着缰绳，不令他们发动南侵。
最重要的保障，便是周宋两国之间，繁荣到令人咋舌的贸易本身。
五代时武人的残暴和割据，缘于残暴和割据能带给他们最大的利益。但对周军将校们而言，最大的利益并非土地，而在于郭宁等人不断组建起的一个个商行和与之相配的庞大贸易网络。
一个叛乱者，或许可以拥兵攫取某座军州，却无法攫取某个商行或者某条贸易线路。此二者必定是附生于整个军人集团或者说大周朝的军事勋贵集团，其环节太多太复杂了，不可能被某一小撮人劫夺。
而结果，就是任何一小撮人哪怕割据了军州，其能动用的人财物力，也不可能及得上整个军事勋贵集团之万一。任何蠢动必然旋起旋灭，大周的武人只能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无非是将己方的尖牙利齿用于何处罢了。
眼下众人考虑的唯一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南朝宋国上下明白，世上并不只有儒生才能治国，而大周的体系自有其立足的本事，绝非五代时候仅以残暴为能的武人政权可比？
郭宁并不觉得，大宋堪为大周的敌手。但凡事预则立，总该想到前头才好。
随着两家在商业上的合作日趋紧密，人员的往来已经从数百上千急速提升。光是一个天津府，日常停泊的宋人商船就不下三五百艘，随船人员几近万数。
按照中枢数人早前的想法，这种密集的交流之下，大周是何等风貌，会自然地流传到南朝。大周的武威、大周的昂扬之气，也能被宋人感受到。可是，这或许还不够？
郭宁隐约记得，将近千载以后，有狼狈丧失中原的政权局促于东南小岛数十载。眼看着新生的中原政权强过百倍，小岛上的民众犹自抱残守缺，拢着他们那点得意之处死也不放。
区区小岛犹自如此，宋国与之相比，可大得太多。
不提南朝的官儿，普通宋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显然没有因为两方的交流而动摇，贸易线上活跃的那批人，也远远影响不到大宋国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们。所以大周在他们眼中愈强盛，就愈会激发起他们的警惕心和抵抗情绪，就愈会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那一套。
如之奈何？
耶律楚材忽然笑了：“臣有一计，当可徐徐扭转这一局面。不过，须得陛下和将士们，让出点好处来。”
郭宁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计？”